当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迎来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新质生产力为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程京指出，大模型与医药行业的结合有望革新药物研发范式，而数据是大模型变得“聪明”的关键，中医药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宝库作为优质数据资源需要尽快“占领”，构建中医药多模态大模型迫在眉睫。程京建议，在“十四五”科技研发专项中，尽快设立重大专项，支持大学和企业联合开展“用颠覆性技术构建中医药AI大模型”重大系统化工程，打造具有底层中医药知识数据和实验数据、中药功能评价算法工具、中药新产品开发智能平台综合解决方案的大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杨宇飞表示，应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在研究中医诊疗原理上，通过数字器官、数字经络、数字患者、数字病理、数字针灸等数据模型开展中医数据科学研究。杨宇飞认为，智慧中医不只是建设信息中心、数据中心，更不等于“互联网+中医药健康管理”的网络化应用，而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并通过国家中医药智慧云服务体系建立的新型医学体系。

“跨学科人才不足对智慧中医发展形成制约，也影响了中医药振兴。”杨宇飞说，名中医诊断模型、珍稀药方数据模型等中医药人工智能层出不穷，然而，懂中医药的人才不懂人工智能，懂人工智能的人才不懂中医药，跨学科人才正在成为多学科交叉创新的瓶颈。杨宇飞建议，将智慧中医交叉学科纳入八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试点，将中医药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和学科带头人纳入岐黄工程，促进国家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

创新要想走得远、走得稳，离不开基础研究。“我国对中医药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秀指出，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相对不足。我国中医药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体申报数量虽然逐年增长，但总体资助率却不升反降。其中，中医药类面上项目资助率、资助经费总额在下降，重大、重点项目的中医类项目占比也相对偏低。“由于中医药研究的周期长、风险大，也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黄文秀说。

黄文秀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积极争取财政部支持，加大对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中医药项目的比重，支持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中医药研究，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如设立中医药研究创新基金等，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中医药基础研究的合作与项目申报。

“国家医学中心是一项创新性改革实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王笑频表示，国家医学中心对高水平中医医院的医疗、科研、教学、产业转化以及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王笑频建议，对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的内涵建设给予更多支持，减少对土地、资金的硬性要求，将其作为体制改革试验田，出台一揽子针对性政策，先行先试，充分发挥其自主优化的功能，支持其在任务方向选择、技术路线调整、资金筹措使用、人员团队配备等方面拥有完整自主权。同时，国家医学中心要建立主动创新机制，推动政策制定，促进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